江浙纺企经营困难重重 经济结构调整进行时

不经意间，呼唤多年的“经济结构调整”似乎真的来了。但引发并伴随着这种调整的，却是种种未预期到的痛苦。 　　浙江、江苏两省日前先后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报告。报告显示，今年1月至5月，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有1.07万家亏损，亏损面达19.6% 江苏省上半年亏损企业达7132家(其中私营企业单位数3067家)，亏损面同比上升1.3% 企业亏损额为152.5亿元，同比上升56.5%。 　　江苏省亏损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、服装、化工、机械、建材、冶金、电子等行业 浙江则包括皮革、服装、化纤、印刷在内的轻纺行业，石化、电力、通信电子等也是亏损企业“聚集区”。 　　浙江工业增势回落更为抢眼。1月至5月，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速回落幅度大于全国3.1个百分点，增长率排在第25位 利润增长率比全国低6.8个百分点，排在第21位。 　　种种迹象显示，出口放缓、成本提升、融资困难等“内忧外患”，正使民营经济发达的江浙两省经济面临压力。浙江省经贸委在7月中旬公布的一份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中直言：“目前企业遇到的困难之多和压力之大，是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突出的。” 　　不过，针对坊间流传的“浙江中小企业大量倒闭”的说法，浙江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、副局长王杰在7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否定。“浙江的中小企业的确面临困境，但所谓的大批倒闭，是把情况扩大化了，这种说法不准确。”这位发言人说。 　　沿海外向型企业究竟面临着怎样的“困境”？不满足于宏观数据，《财经》记者在7月中走访了浙江杭州、湖州、温州、义乌、绍兴等地多家企业，也提供了结构调整的一个微小剖面。 　　成本上升 　　在前述经济运行报告中，江浙两省经贸部门不约而同地认为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、融资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、人民币持续升值、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增加了生产成本，影响了企业增利。 　　其中，江苏企业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继续上升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虽有所上升，但远低于购进价格指数 上半年前者一直高于后者9%至10%。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同比上升26.8%，比利润增幅高9.3%。 　　《财经》记者了解到，“两头在外，高进低出”的浙江中小加工企业感受强烈的，是从去年中以来，“进”的价格飙升，“出”的机会下降，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。 　　浙江恒鑫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总裁戴顺华介绍，汶川大地震后，全国大的染料生产企业龙盛、闰土两家公司在四川的生产基地受损，产量下降，染料价格在地震后一星期内翻了一倍。而在印染布料的生产中，染料占了15%左右。　　 　　浙江嘉兴市开盛时装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彭彦说，服装业的主要投入品面辅料和印染成本，在今年上涨了约10%。企业可以与客户协商争取提价，但余地很小，因经常涨价容易引起客户反感，损失订单。 　　《财经》记者走访的数家企业都表示，除了原材料成本，今年以来上涨大的是劳动力成本，估计今年以来工资上涨了10%至15%。而由新《劳动合同法》带来的隐性成本上升，更是中小企业反应为激烈的。 　　温州制鞋企业红蜻蜓集团副总裁方宣平认为，新《劳动合同法》有利于保护劳动者、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，但它来得“太急、太早”，随后的配套措施还没有跟上。 　　企业员工也对新《劳动合同法》产生了一些误解。对企业员工来说，上各种保险需要承担个人付费部分，其直接效果却可能并不明显，特别是在目前社保没有完全作到跨省自由流动的情况下。方宣平算了一笔账，一位普通工人的工资大约每月1000多元，公司免费提供住宿，但需要花费伙食费200多元，加上其他开支，拿到手的工资已经不多，工人往往不愿再为社保付出100多元。 　　在纺织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工人大多为农民工，年轻女工比例很大。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迪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从生产角度看，这些行业季节性很强，订单来了需要加班加点。如果严格按照《劳动合同法》支付加班费，企业的负担很大。 　　因此，许多企业采取员工自愿上保险的制度。从记者走访的几家企业来看，除了工伤险由大部分企业全额给员工缴费，其他险种上保险的人数不足一半。 　　浙江省统计局还称，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“招工难”比较突出。 　　据浙江嘉兴市开盛时装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彭彦介绍，服装行业的人员流动很大，目前招聘工人非常困难，特别是熟练的技工。 　　《财经》记者了解到，目前国内服装行业竞争非常激烈，很多工厂都在招聘，工作机会比较充裕，因此工人对是否长时间在一家企业工作并不敏感。随着部分企业迁至内地生产，一些出门在外的农民工也回到家乡。此外，由于服装企业“门槛”很低，一些工人学会技术以后，纷纷自己办起了企业。这些因素都可能引发了企业的招工困难，进而形成成本压力。 　　外部压力 　　浙江省统计局称，出口需求增幅回落已对工业生产带来较大影响。上半年浙江出口731亿美元，增长26.1%，同比回落2.4个百分点 若扣除去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影响，上半年出口增幅仅为14.7%。 　　温州滕旭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孟想称，以前每年广交会后第二天，就有新的潜在客户来公司访问，实地调查生产状况和环境。但是今年4月的广交会后，没有与一家企业谈成。 　　浙江米西仕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强春认为，对服装出口企业影响大的，就是人民币持续升值。企业在与外商谈判时，不知道该如何定价，“生意很难谈拢”。 　　据《财经》记者了解，美国经济不振，外商资金周转也不顺畅，拖欠中国企业货款的现象时有发生。但纺织、服装、鞋帽、箱包等行业竞争充分，出口企业不敢失去客户，因此对外商时有的拖欠两三个月货款的行为，常常无计可施。 　　此外，融资难正成为江浙两省中小企业的紧迫问题。 　　从紧货币政策使江苏部分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融资。1月至5月，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净额同比增长18.9%，流动资金不足可见一斑。 　　在浙江，今年二季度企业融资景气指数跌入不景气区间，为98.5，分别比去年同期和上季下降22和6.4。 　　从紧货币政策下，数量型的控制和窗口管理，使追求利润、保证资金安全的大型商业银行，在额度已经收缩的情况下，更加倾向于向大型企业和政府立项项目贷款，这进一步挤压了中小企业的贷款空间。 　　官方数据显示，浙江有22.3%的中小企业感到融资困难。而获得融资的中小企业也面临融资成本上升问题。据统计，江苏企业上半年利息支出同比增长34%。 　　记者了解到，在湖州市长兴县，某商业银行的网点已经从乡、镇、村全部撤离。 　　中小乡镇企业小额贷款的主要来源农村信用社也同样感到很大压力。一位县级农业合作银行信贷部经理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上半年该行已经使用了全年贷款额度的86%，目前只剩下8000万元可在下半年放贷。 　　与之相应，浙江经贸部门统计的本省企业景气指数大幅下滑。二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和企业景气指数分别为122.4和131.5，比去年同期下降22.7和23.3点，比上季下降12.9和1.7点。以上数字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 　　浙江省的相关调查认为，“内忧外患”之下，许多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，面临的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生存问题，2019年将是出口企业的“洗牌年”。 　　结构调整正推进 　　浙江省统计局发言人王杰表示，说很多企业已经倒闭，是言过其实。虽然面临很多困难，但浙江省经济结构调整正在推进。 　　据《财经》记者在温州、湖州了解，目前两市确实有一些中小企业倒闭，但数目并不很大。不少对市场信息把握敏锐的“浙商”已经意识到，人民币升值、成本上升的趋势不会在短期内发生逆转，并开始通过逐步转换出口目的国、出口转内销、提升产品附加值、细分产品市场等方式加以应对。 　　浙江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则表示，“温州模式”中“松”、“散”、“小”的家庭式生产和管理，可能成为浙江民营经济的“磕拌”。要完成产业结构升级，必须突破旧有的模式。 　　但是，实现突破应从何处着手？ 　　在全国“泵阀之都”温州永嘉县，记者了解到，泵阀行业目前缺乏的是人才和技术。“温州人都想当老板。”上正阀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雷说。 　　他介绍说，以往，一名大学毕业生筹集20万至30万元，买一台车床、一台轧机，违章搭起一个厂棚，雇两三名工人，做一些利润很薄的小口径阀门，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，每年有十几万元的稳定回报，这样比去企业打工合算得多。 　　但显然，单纯靠这样的方式无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。之所以也能实现盈利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资金、土地、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，因而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，是难于持久的。 　　花旗集团中国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，事实已经表明，中国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，而经济结构调整必然带来企业亏损乃至破产。实现真正的结构调整，需要创造性的“企业家精神”的发挥，通过技术转型、并购等方式实现企业升级，这将在未来造就的中国制造企业。政府在创造宽松市场环境的同时，应尽量让价格信号发挥作用，否则频繁以数量控制等行政性手段调控，“不该‘死’的企业也会‘死’掉。” 　　前景或许并不悲观，结构调整也已在进行中。浙江省统计局在前述报告中即表示，浙江投资结构正在不断改善，工业生产结构优化升级，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，对外贸易结构趋优，机电产品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。 　　而且，从5月开始，浙江的一些经济指标也出现了趋好的态势，如投资增长回升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等。统计局预计，下半年浙江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。 AAFGHTYHCGER